中西會通的新嘗試-黃家城神父的另類論述


古偉瀛

  由於距離的縮短,科技的進步,交通的便捷,二十世紀在學術上及文化上最常被討論的議題之一便是如何會通中西,將兩方最好的地方加以融合一起,造就世界最新也是最好的文明。這種理想及願景深植人心,常見於音樂、美術、彫刻和建築的展覽,以及人們常聽到的讚美詞之中。不過融會中西的理想迄今仍在努力之中,黃博士的這本書就是一本極有深度的力作,值得大家細品精讀。
  要談中西的會通不太容易,因為需要對中西兩大傳統都有深入的認識才有可能,而中華文化是所謂的「博大精深」,而西方文化又系出多源,掌握一種就已不太可能,遑論兩種?不過每人才情不同,機縁各異,有人善於提綱契領,直指重心;有人卻頗能謹小慎微,追根究底。有了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能力後,又需要勤學好問,方有可能在此領域有所發明。

  綜觀歷來所謂會通中西的論述,多以儒家為中華文化的代表,很少考慮到其他的文化傳統,但事實上當代的中國人已受各種思想薰陶內化,在生活的態度上已滲入許多儒家以外的思想,難怪許多會通之論都讓人感覺到相當表面,搔不著癢處。
  黃家城博士在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無神思想席捲中國之際來到法國,潛心修道數十年,在此清靜無擾的長時段中,努力尋找中西會通的可能,他出身滲雜佛、道教等民間信仰的家庭,沉潛於中華及猶太-基督宗教的傳統中,細緻地比較儒道老莊思想中可能與基督宗教接軌之處。
  此書介紹中國遠古的宗教、古代三大宗教、作為國教的儒教、佛教的傳入、新儒家概論,並附論伊斯蘭教;也論述中國教會面臨的問題以及在列強的侵略之後中國教會的應有態度等。此書有三大特色:一是站在華裔聖職的角度提出觀察及建議,這與西方傳教士立場不同,也與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及激烈的無神論迥異。在經過百年的屈辱後的中國,他來到歐洲,所見所聞以及親身體會到不少還是當年帝國主義影響下的環境。他能以不卑不亢的淡定,談到華人如何面對以及西人應保持何種態度等,都是很中肯又不矯情的。其次,他深入觀察中國的儒、釋、道三種宗教所共有的態度:普世主義、寬容及美學,指出其優點及缺點。優點在於其一視同仁,人人皆可為聖人;沒有種族、階級及性別的差異;與不同思想者可以和平共存,甚至強調三教合一;而且非常重視宗教與藝術的結合,人在大自然中找到他無限的一面,因而不再遭受現實環境的壓抑與痛苦。不過其缺點也在於沒有等差,各個宗教缺乏了吸引人的特質;缺乏熱情,造成懷疑及混雜;此外,由於重視寧靜之美與和諧的本質,易於忽視由罪惡所引起的衝突及混亂,無法理解到下面的思想:沒有擔憂,就沒有和平;如此也易失去心靈的冒險性及悲劇意識。
  最有意義的是此書具體比較了道教的謙讓與基督宗教的謙卑;墨子的兼愛與基督宗教的博愛之間的相同及相異處。他深入各家原始經典進行深度探討後指出:道教的謙讓基本上是從陰、陽對立面來論述,是一種參與宇宙法則,沒有任何人類的舉動,像水一樣的謙下,最後導致的是清靜無為。天主教和道家一樣,譴責驕傲,自覺渺小;但另一方面,基督空虛其身,甚至自願代人受過取贖,服從上意的積極正面作為。這種謙卑是愛德的泉源,是靈性動力的來源。基督宗教的謙卑其高峰是對十字架的熱愛,而道家的謙下,則以實用的「智慧」終結。
  墨子的愛無差等以及追求人類的普遍幸福,被學者視為功利主義的代表。但這些學者似乎沒有考慮到墨子不求個人私利,未深入墨子的宗教經驗。墨子的兼愛與舊約中的先知和新約中的耶穌很類似,他們為弱勢發聲,希望解決同時代人類的苦難。墨子與耶穌一樣,將愛的自然法則奉獻於服從至高者的旨意。但是墨子沒有引導我們進入與神的內在親密互動以及與他人的交往關係之中,也沒有提供完成愛德的方法。沒有突出祈禱及崇拜,也沒有提出類似聖事的行為。另一方面,他的理念太過激進,幾乎是缺乏人性的苦行,而沒有提供這些行動所需的精神動力-亦即與神的密切溝通,因此墨家很難維持這種兼愛的活力與主動性。
  作者覺得墨子這種中國古代宗教的有神論及積極思想,被儒家、道家及佛教的體系所遮蓋,以致使中國人的靈性向虛靜主義和泛神論的兩極發展,墨家思想成為地下暗流,好像消逝於沙粒之中。
  此書最後並附有文天祥的〈正氣歌〉及其白話譯文,其中的訊息值得深思。由於文天祥及其正氣歌對華人而言,從小讀到大,對其生平及歌辭內容已耳熟能詳,而且長久下來,所引發的感受也沒有原初的強烈感動了。然而作者之所以將其放在書後作為附録,應該是認為文天祥的〈正氣歌〉最能表述傳統中國偉大英雄對自己所抱持的理想與價值觀的身體力行,甚至生死以之。聖經金句:「人若為了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也沒有比這更偉大的愛情了。」(若15:13)很可能黃家城神父認為文天祥的言行與基督的愛是相同的,可以比擬的,也代表了中西之間的相通之處,共同之點。
  書中最具詩意也最寓意深長的是:黃家城博士要求我們不要再把基督宗教在世界的傳播看作是一列行進中的火車,西方人乘坐在最豪華舒適的卧舖車廂、餐廳車廂、第一級及第二級的車廂,有些人像是非西方的華人則在三等座車廂,有些甚至是在牲畜車廂。教會的普世性應該像哥德式教堂內的大型玫瑰花窗,基督居於中心,各個花辮同等美麗,都是一種獨特的語言、一種獨特的精神風貌,一種獨特的文化及民族的象徵,其光芒同樣可以傳到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文化。
  總之,這是一本舊瓶裝新酒的書,其滋味隽永而芬芳。

《中國人的心靈與基督宗教》,黃家城著,趙燕清譯,光啟文化事業,2013年10月出版
François Houang, Âme chinoise et Christianisme, Casterman,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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